有人说“浪漫主义”已死，成为了历史的产物，但事实上，浪漫主义文学里浓郁的情感和对庸俗现实的抨击，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也许，直面痛苦，才能写出真正的诗歌。

今天，我们选取了济慈与菲茨杰拉德双人传记《我可以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中的一部分。在作者乔纳森·贝特的笔下，既能从中看到两位天才的“平行人生”，也能看到浪漫主义是如何传承的。

1818 年圣诞节前不久，约翰·济慈从伦敦写信给他的弟弟乔治和弟媳乔治亚娜。他们远在四千英里 外的肯塔基州小镇亨德森，居住在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小木屋里。陪伴他们的，有在屋顶上筑巢安家的一只野火鸡、一帮孩子，以及一只脾气古怪的宠物天鹅，名字叫“小号手”。

济慈独自一人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写下了关于另一个弟弟的消息，几个月来他们一直牵挂着他：“可怜的汤姆在人生最后的时光异常痛苦。”肺结核夺去了他的生命。

济慈自我安慰说，他“对某种品性的不朽没有丝毫怀疑”（scarce a doubt of immortality of some nature of other）。“of other”事实上是“or other”的笔误，但却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笔误，因为在济慈看来，不朽是与他人的联系，跟上帝和天堂没有关系。

“这将是一种伟大的不朽之举，”他继续写道，“没有空间的障隔，因此精神之间的交流唯凭彼此的才智而行。“不朽者”会完全理解对方——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理解”。他认为，相互理解是衡量爱和友谊的标准。即便乔治和乔治亚娜已经移居美国，他也并不觉得自己与他们离得有多么遥远，因为他能记得他们的每一个细节，他们的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他们快乐或悲愁的样子，他们行走、站立、闲逛、坐着、说笑和打趣的模样。

为了证明与他们之间的联系，济慈决定每个周日上午十点读一段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且建议他们和自己在同一时间阅读。莎士比亚会让他们“像同一间屋子里的盲人一样，彼此靠得更近”。

这个通过共享式同步阅读来进行的准心灵感应实验，或许已因济慈忽略了时区差异而失败了。但这并不重要。无论时差是六个小时，就像济慈兄弟之间那样，还是两百年，如同济慈与莎士比亚，以及我们与济慈之间那样，阅读行为创造了一个跨越时间的共同体。

济慈将过往的伟大作家描述为“古代伟人”。他说，他们“特有的语言”“如同美丽的象形文字”；济慈的理想是成为这个他称为“不朽的共济会”的一员。伟大艺术的持久力是他所确信的唯一不朽的东西。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文学界由一位勋爵（拜伦）和一位后来成为男爵的绅士（沃尔特·斯科特）共执牛耳。彼时，一个名为约翰·泰勒的出版商发掘并资助了两位下层诗人：约翰·济慈，一个马夫领班之子 , 以及约翰·克莱尔，一个农场工人。

1821 年初，当从泰勒那儿得知，年仅二十五岁的济慈因肺结核逝于罗马时，克莱尔以隐喻的方式，将这位同行列入不朽的共济会成员之列。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纪念约翰·济慈》以纪念他，并在诗中称济慈为“真正的诗歌之子”：

你将永远活下去——哦， 只要有生命存在，

灵魂在大自然的喜悦中，像你一样温暖，

用眼睛领略她迷人的魅力，

梦醉心于每一个神圣的形体，

狂热者，你的价值将在这里得到珍爱

你的名字将永远与他在一起，且被膜拜。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尽管济慈英年早逝，但只要这个星球上还有以大自然为乐的人，只要还有为美而痴迷的梦想者，他就会永远活下去。济慈的名字在读者心中挥之不去，深受爱戴，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这些读者可能来自任何地方。比如，美国的中西部，在这个新世界，济慈的弟弟和弟媳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正是他，让约翰·克莱尔的预言成为现实。菲茨杰拉德对迷人的魅力了如指掌，对神圣的形体异常着迷。济慈的名字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没有哪个作家能比济慈更让他喜爱了。

传记作家和评论家都注意到，济慈是菲茨杰拉德最喜爱的作家。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众多学术论文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探讨济慈对菲茨杰拉德作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全面程度，其在菲茨杰拉德职业生涯中的普遍性，以及他将自己视为小说界济慈的意义，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两人的人生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是在一场漫长而毁灭性的战争之后成为作家的。他们都生活在一个自由和实验的时代，但这两个时代却都分别因一场金融危机戛然而止：1825 年的股市恐慌和1929年的华尔街股市崩溃。两人都试图通过进入更有利可图的表演艺术领域来赚钱贴补收入不足的老本行——济慈是诗歌，菲茨杰拉德是小说—济慈为伦敦剧院撰写剧本，而菲茨杰拉德则为好莱坞改编电影脚本。

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济慈深陷在对芳妮·布劳恩的未竟之爱中，他为她写下了最著名的十四行诗《明亮的星》 。而菲茨杰拉德的写作则深陷在对吉尼芙拉·金的未竟之爱中，后者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费伊的原型。在文学品味上，两人都不断地回到过去：济慈回到中世纪的浪漫主义，回到他喜爱的英国诗歌（弥尔顿、莎士比亚）；菲茨杰拉德则是回到济慈。

莎士比亚激发了济慈的想象力，但后者试图模仿莎士比亚的无韵诗体戏剧时，却以失败告终。他将莎士比亚的精神注入另一种形式中，即抒情诗，尤其是颂诗时，则大获成功。济慈也激发了菲茨杰拉德的想象力，但后者试图模仿济慈的抒情诗时也失败了。而当他将济慈的精神注入另一种形式，即抒情小说 ——《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同样获得了成功。

他们两个人都罹患肺结核。菲茨杰拉德还因慢性酒精中毒而备受折磨。假如济慈活得更久些，他可能会对酗酒的乐趣持一种不那么乐观的看法，而不似他在一封后来众所周知的信件中写的那样：

现在我喜欢红酒了，只要有机会我就喝它—唯有在品尝美味这件事上我才能找到所有的感觉。给你们送去一些葡萄藤不是好点儿吗 —是不是？那边可以种植葡萄吗？我要去咨询一番—如果你们能酿出酒来，夏夜里在葡萄藤架下啜饮葡萄酒岂不妙哉！这真的是件美事 —落口之后嘴巴里一股清爽之气油然而生，然后凉丝丝地不带火性地往下行，你不会觉得它在找你肝脏的麻烦。

几个月后，济慈在一首诗中写道：“来一大杯吧，盛满了南方的温热……我要痛饮呵，再悄悄离开这世界。”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夜色温柔》，书名就源自这首诗。

总之，济慈是浪漫主义诗人的典范；菲茨杰拉德是浪漫主义小说家的典范。

“平行人生”这一概念由来已久。两千年前的卢修斯·梅斯特里斯·普鲁塔丘斯—普鲁塔克 —在其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奠定了传记 艺术的许多基础，莎士比亚曾读过该书的英译本。普鲁塔克认为，传记是历史最有趣的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叙述和人物：“传记故事适合于任何地方，适用于所有人，服务于所有时代，教导生者，使死者复活，远远超过其他书籍。”他的技巧是将希腊和罗马的人物并列在一起比较—例如，军事家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政治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他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尤其强调能揭示他们性格的轶事和事件，然后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平行”之处。

本书是描述两个既相似又不同的天才人物的一次再尝试：一个是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诗人；另一个是 20 世纪初的美国小说家。济慈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人生都很短暂，但关于他们的许多传记却很长。我无意重复关于两人事无巨细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故事，它们皆出自敬仰二人的传记作家之手，我试图以普鲁塔克的方式来复活他们：平行的方式以及精挑细选的一系列轶事、时刻和场景，因为在我看来，这可以直击两人生活的本质，揭示他们艺术创作的源泉。本书的主题，是关于济慈那些成熟诗歌的孕育以及菲茨杰拉德小说的创作。

在假定读者事先对这两位作家并无多少了解的前提下——也许除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或济慈的一些颂诗——本书试图向喜爱济慈的读者介绍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短暂一生，向喜爱菲茨杰拉德的读者介绍约翰·济慈的短暂一生，同时，本书还介绍了两位作家致力于用文字唤起和创造美的共同努力。

换句话说，这是一本从菲茨杰拉德的角度来解读济慈的书，也是一本用济慈的方式来解读菲茨杰拉德的书。